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二十五周年典型案例（二）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作者： 时间：2020-12-29
本案是较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冤错国家赔偿案件。国家赔偿实行赔偿法定原则，1994年国家赔偿法未将精神损害等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也没有明确协商解决赔偿争议方面的规定。在国家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之间通过协商解决赔偿争议，做到案结事了，同时协调有关部门在法定人身自由赔偿金之外给予赔偿请求人生活补助，体现了司法的温暖。1994年4月11日，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水库发现一具无名女尸。经过当地公安机关排查，认为死者为佘祥林妻子张在玉，佘祥林有故意杀人嫌疑。后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佘祥林上诉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佘祥林在湖北省沙洋监狱服刑。2005年3月28日，“死亡”11年的张在玉回到家中。同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刑事判决，宣告佘祥林无罪。2005年5月10日，佘祥林以再审无罪赔偿为由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赔偿请求人佘祥林经协商达成和解协议：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支付佘祥林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255894.47元；赔偿佘祥林家人支付的无名女尸安葬费1100元（应为3600元，扣除京山县公安局已支付的2500元）。此外，京山县雁门口镇人民政府一次性给予佘祥林家庭生活困难补助费20万元。法无古今，唯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本案是较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冤错国家赔偿案件，面对申请人的高额赔偿请求以及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灵活适用1994年国家赔偿法，率先将协商机制引入国家赔偿案件，并取得圆满成功，为2010年修正国家赔偿法引入协商机制提供了成功范例。当地政府给予赔偿请求人的家庭困难生活补助金，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2010年国家赔偿法扩大国家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增设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佘祥林国家赔偿案经新闻媒体的连续跟踪报道，加之大批法律界人士参与该案的深刻讨论及评析，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和认识国家赔偿法的难得机会，对于宣传贯彻国家赔偿法以及随后的国家赔偿法修改完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刑事案件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实际执行并长期羁押的，应认定为致受害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可以认定是国家赔偿领域“精神损害赔偿第一案”。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某晌失踪4个多月。公安机关调查后怀疑系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遂将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并予以刑事拘留。2002年12月5日，赵作海被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核准。2010年4月30日，刑事案件认定的被害人赵某晌回村。2010年5月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再审判决：撤销该院刑事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2010年5月9日，赵作海被依法释放。同月11日，赵作海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在国家赔偿案件处理中，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赵作海经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次性支付赵作海国家赔偿金5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元，两项共计65万元。2010年5月13日，时任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亲赴赵作海居住地，将65万元交到赵作海手中。赵作海撤回赔偿申请，并表示以后安心生活。国家赔偿中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体现的既是立法对公民人格价值的尊重与保护，也是国家责任的法律归位与担当。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加强人权保障的重大进步。赵作海案再审改判无罪时，恰逢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颁布后、实施前的时间节点，鉴于新法已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内容，本案在依法给予无罪羁押赔偿金的基础上，参照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规定，考虑到赵作海被长期羁押，应视为致其精神损害且后果严重，通过协商以另行支付生活困难补助费的方式弥补其精神损害，及时回应了社会各界对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广泛关切，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突发疾病的被羁押罪犯未尽及时救治义务，应认定与其死亡之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监狱管理机关应予赔偿，同时综合考虑该怠于履行职责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适当确定责任承担比例和赔偿数额。2001年8月23日，解永明因犯盗窃罪入安徽省巢湖监狱服刑。2011年4月30日7时许，民警巡查发现解永明身体不适，随即安排二名服刑人员送解永明至监内医院治疗。9时40分左右，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5月2日20时许，解永明病情加重，巢湖监狱将解永明送至巢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5月3日5时50分，解永明经抢救无效死亡。2011年7月8日，皖南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解永明的死亡原因鉴定结论为：解永明符合全身多脏器急性化脓性感染，出现败血症、DIC及中毒性休克；导致急性呼吸功能、心功能、肾功能等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解永明的亲属叶春梅等人向巢湖监狱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因不服安徽省监狱管理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复议决定，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巢湖监狱在解永明生病救治过程中，怠于履行职责，未尽到及时转院救治的义务，与解永明死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应综合考虑其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比例和数额。鉴于解永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患病，巢湖监狱未及时转院救治在导致解永明死亡中起次要作用，应按照40%的比例确定赔偿数额。2012年12月11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2）皖法委赔字第00001号国家赔偿决定，由巢湖监狱赔偿叶春梅等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33961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2000元。本案是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改后，在全国范围内较早认定监狱不及时履行救治义务致羁押人员死亡，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案件。2010年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存在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对于该条文中的“等”字应根据条文本身的价值追求，结合立法本意去理解。监狱管理机关对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人身安全、生命健康等依法负有监管和保护的职责，如果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怠于履行监管和保护职责，导致服刑人员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属于该条文规范的情形。本案中，巢湖监狱未及时履行救治义务是导致解永明死亡的次要原因，与解永明死亡之间具有一定关联，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考虑到解永明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生病，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决定巢湖监狱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体现了司法的客观与公正。2010年修正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本案是首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国家赔偿案件。赔偿决定明确了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当结合侵权行为的手段、场合、方式等具体情节，根据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后果，以及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朱红蔚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05年7月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被取保候审。2006年5月26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朱红蔚。同年6月1日，朱红蔚被执行逮捕。2008年9月1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指控依据不足为由，判决宣告朱红蔚无罪。同月19日，朱红蔚被释放。2011年3月15日，朱红蔚以无罪逮捕为由申请国家赔偿。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决定认为，朱红蔚于2011年3月15日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请求，本案应适用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朱红蔚被宣告无罪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已决定向朱红蔚以口头方式赔礼道歉，并为其恢复生产提供方便，从而在侵权行为范围内为朱红蔚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该项决定应予维持。朱红蔚被羁押875天，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因此受到影响，应认定精神损害后果严重。对朱红蔚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自2005年朱红蔚被羁押以来其公司不能正常经营、女儿患病，以及广东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参考标准，结合赔偿协商协调情况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情况，确定为50000元。本案是2010年国家赔偿法实施后，首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国家赔偿案件。本案的审理，明确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条款应当具体考虑的因素，为以后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考标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严重影响受害人正常的工作、生活，导致其精神极度痛苦，属于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赔偿义务机关除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外，还应当结合侵权行为的手段、场合、方式等具体情节，根据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后果，以及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综合因素，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被确定为最高人民法院第42号指导性案例。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查封易变质商品后，因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处置不当致使被查封物价值贬损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2007年9月6日，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酒泉市西域绿嘉啤酒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域公司）与酒泉市绿宝鑫啤酒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宝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据西域公司申请，查封了绿宝鑫公司13.2吨压缩啤酒花并指定该公司为保管人。后绿宝鑫公司提供房产证作为担保请求解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西域公司不同意为由不予解封。2008年5月13日，西域公司和绿宝鑫公司就双方民事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后绿宝鑫公司再次申请解除10吨压缩啤酒花的查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未予同意。2008年8月14日，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查封的啤酒花进行了检测，拟抵顶债务，发现该批啤酒花甲酸含量严重降低，抵顶未果。2008年9月23日，绿宝鑫公司和执行申请人西域公司达成并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6日解除了对绿宝鑫公司压缩啤酒花的查封，但因被长期查封，该压缩啤酒花甲酸含量过低，基本报废。绿宝鑫公司向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遂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委托兰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对13.2吨压缩啤酒花查封时的市场价格进行鉴定，并以此为依据主持双方协商。绿宝鑫公司与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协议，由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因查封造成绿宝鑫公司的财产损失赔偿480000元，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对协议内容予以确认。国家赔偿法是一部权利救济法，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在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受到公权力违法侵害时为其提供救济。本案中，被保全人多次申请解封并提供房产作为担保，但赔偿义务机关违反法律规定，对应予解封的不宜长期保存的财产未予解封，又未依法及时处理或变卖查封财产，导致查封财产变质毁损，造成赔偿请求人财产损失，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予以赔偿。人民法院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将赔偿义务机关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情形界定为违法行使职权，由此造成权利人损害的，赔偿义务机关应予赔偿，体现了国家赔偿审判对权利人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刑事再审改判，赔偿请求人在原审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被否定，而其他犯罪事实仍被认定有罪但减轻刑罚，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刑期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 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田孝平因涉嫌抢劫、盗窃犯罪，于1997年分别被判决：陈建阳、田伟冬犯抢劫罪、盗窃罪，王建平、朱又平犯抢劫罪，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田孝平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案经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日判决撤销原审部分判决内容，宣告王建平、朱又平无罪；陈建阳、田伟冬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田孝平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陈建阳等五人以抢劫（杀人）再审改判无罪为由，分别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田伟冬、陈建阳、朱又平、田孝平达成赔偿协议：支付田伟冬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82.40415万元；支付陈建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82.823555万元；支付朱又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92.388155万元；支付田孝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33.51493万元。因未与王建平达成赔偿协议，该院依法决定赔偿王建平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96.01107万元。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无罪赔偿，应理解为针对具体的个罪。本案中赔偿请求人陈建阳、田伟东经再审判决虽保留了盗窃罪，但抢劫（杀人）部分宣告无罪，且监禁期限超过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故其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请求人田孝平的情形比较特殊，原审认定的主要抢劫犯罪事实不存在，因其他抢劫犯罪事实，田孝平仍被再审判处抢劫罪，但减轻了刑罚，致其监禁期限超过刑事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人民法院仍决定予以赔偿。本案中，考虑到此类重大冤错刑事赔偿案件的赔偿请求人被错判羁押的时间较长，重新融入社会困难重重，人民法院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采用非货币化方式给予适当的救助，切实解决请求人养老、住房等实际生活困难，既体现了司法的尺度，也彰显了司法的温度。对于冤错案件受害人而言，能够及时充分获得赔偿尤为重要。张辉、张高平没有从事违法或犯罪行为，无故被判有罪并被长期羁押，人民法院坚持有错必纠再审改判无罪后，依法及时启动国家赔偿，让人民群众相信，正义不会缺席，也不会迟到。张辉、张高平因涉及2003年发生的一起强奸致死案，被判决犯强奸罪并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有期徒刑十五年。案经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6日公开宣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5月2日，张辉、张高平分别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于收到国家赔偿申请的当日即立案并派人听取请求人的意见，十五日后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认为：张辉、张高平自2003年5月23日被刑事拘留至2013年3月26日经再审无罪释放，应由该院按照法定标准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并综合考虑两人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院遂于2013年5月17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赔偿张辉、张高平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各110余万元。 本案系2013年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刑事冤错国家赔偿案件。张辉、张高平无故蒙冤入狱且长期羁押，人民法院坚持有错必纠并依法及时充分赔偿，体现了国家司法公正与司法文明的显著进步。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改、赔”紧密衔接，于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于收到赔偿申请的十五日后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被评价为“赔得快也是一种正义”“赔得快对蒙冤者也是一种慰藉”。人民法院就受害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按照法定标准确定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张辉、张高平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的审理，昭示着公平和正义不但要内化于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之中，也要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得到。原死刑判决已执行，经再审改判无罪，死亡受害人的继承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赔偿项目应当包括死亡赔偿金、生前被羁押期间的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在死亡赔偿金和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总额的范围内，采取合理标准确定；被害人父母生活费根据其现实生活状况依法酌定。1996年6月，呼格吉勒图因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被判处死刑，并于同月10日被执行死刑。2014年1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刑事判决：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呼格吉勒图父母李三仁、尚爱云于2014年12月25日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2014）内法赔字第0000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赔偿请求人李三仁、尚爱云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呼格吉勒图生前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决定书送达后，李三仁、尚爱云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改判和国家赔偿，在国内外均产生重大影响。受害人死亡的此类国家赔偿案件，在赔偿项目、赔偿标准等问题上，法律规定尚不明晰，亦无经验可资借鉴。人民法院本着充分保护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的国家赔偿审判理念，认真研判法律难题，合理确定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赔偿项目包括了死亡赔偿金、生前被羁押期间的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以及在死亡赔偿金和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总额范围内采取合理标准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时，充分考虑侵害受害人生命权以及由此给其父母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等因素。生命权无价，国家赔偿虽然不能挽回已经失去的生命，但一定要给受害人亲属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慰藉。此案的处理，让受害人亲属充分感受到国家对重大刑事冤错案件有错必纠的决心和国家赔偿司法的温暖，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案是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具体体现，从处理理念、办理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均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并决定赔偿的首例涉及财产权益的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违法扣押金钱应否计息及如何计息，但鉴于刑事扣押与追缴存在密切关系，故从平衡各方利益、完善裁判规则的角度考虑，参照有关违法追缴的计息规定予以计息，并将计息标准进一步细化。2005-2006年间，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鹏公司）在参与兰胜台村村屯改造过程中，擅自扩大占地29.7亩。2008年，辽宁省公安厅在侦办兰胜台村村干部黄某涉黑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北鹏公司及其人员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遂扣押该公司款项2000万元。案经审理，北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刘杰、原法定代表人刘华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免刑，但前述2000万元未被认定为犯罪所得。判决生效后，北鹏公司向辽宁省公安厅申请国家赔偿。因不服公安部复议决定，北鹏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案审理中，北鹏公司与辽宁省公安厅先于证据交换期间达成了返还财务文件的协议并于质证前履行完毕，后于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组织质证期间，经合议庭主持协商，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由辽宁省公安厅于本决定生效后30日内向北鹏公司返还侦查期间扣押的20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83万元。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后依据该协议内容作出赔偿决定并当庭宣布，当日送达且全部履行完毕。本案是公正、高效、阳光、便民司法的典范，通过公开质证，敲响了本部大法官到巡回法庭办案的“第一槌”，通过听取意见、证据交换、开庭质证、分步协商、远程视频决议、电子签章等，有效促成了协议达成和当庭宣布决定、当日完成送达。本案中隐含的对违法扣押金钱的赔偿应予计息并细化的计息标准的规则，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吸收，推动了该解释的顺利出台。（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利率参照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一年期基准利率确定，不计算复利。）本案的顺利审结，也彰显了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通过国家赔偿审判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职责担当。
